第三种：借助公安机关等行政部门取得有效证据。如家庭暴力警方所做的笔录或是一方被依法判处长期徒刑，或其违法，犯罪行为严重伤害夫妻感情的。

  外遇确属一种过错，根据婚姻法的规定，在财产分割时应照顾无过错方，但此类过错对于夫妻财产侵害的影响并不大。理由是：(1)外遇并不是婚姻法所规定的证明夫妻感情破裂的要件之一，过错程度小，在法律上便给予了改过的机会;(2)由于客观原因，能取得的证明外遇的证据会非常有限，不外是一次或几次外遇，证据所组成的情节相对轻微。

  为此，除非双方当事人曾对外遇的惩罚作出过特别的书面约定，从诉讼角度考虑，专门就外遇取证，本身就不是很有必要。

  至于通过私人侦探或调查公司收集外遇的证据，则更有待商榷。因为调查公司注册的营业范围大多是商务信息调查，在婚姻纠纷中的调查权非常有限，更何况经过正规的法律培训的调查人员更是少之又少。若在取证过程中涉及侵犯他人隐私权及其他权利的，则常会因取证手段违法导致证据不被法院采信。

  在离婚过错证据的搜集中，捉奸在床的想法是与中国人传统的思想认识和价值观念分不开的。但实际上，捉奸在床除了激化双方的矛盾之外，在诉讼中的意义并不大。法官很难凭一两次的捉奸在床而责令过错方承担精神损害赔偿相应的责任，因为这并不符合婚姻法意义上的“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责任构成要件。

  捉奸在床唯一的意义是，由于这一行为引发的夫妻冲突或受害方与第三者的激烈冲突，法院可能依此认定双方夫妻感情已破裂。但这一行为，无疑使夫妻感情修复陷于不可能。

  另外，若是在他人住处或是宾馆实施捉奸行为，往往会因取证手段不合法而根本不被法庭采信。白白浪费精力不说，还增添了自己的烦恼。

  引诱犯错是某些“离婚公司”的惯用伎俩。在接受一方的离婚策划委托后，在找不到对方过错的情况下，便导演出一些外遇的情境，采取偷 着拍录的形式，截取片段交给委托人应付了事。还有的，则故意征募一些社会青年，跟踪到对方的行踪后，在某一路段假扮熟人与对方打招呼、拥抱，拍得这样的境头来骗取委托人钱财。

  引诱犯错是对当事人人格损害最为严重的一种取证方式，其根本就没有效力性不说，对当事人双方的情感伤害都大。委托方无法辨别情况的真假，只能认定对方有外遇的发生;对“过错方”而言，此种莫须有的罪名亦让自己伤心之极。和解的目的达不到不说，徒然使双方的矛盾激化，对于后期的财产分割及子女抚养问题都会带来极大的阻碍。

  一切能反映案件事实的合法的材料，都可当作证据提交给法庭。但是，这些材料的证明力一定要通过法庭确认。手机短信具有不可修改性和闪存封闭性的特点，所以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能反应案件事实的真实性。所以当然可当作证据使用。而且电子签名法也明确了电子签名的证据效力，手机短信作为一种电子签名的方式，其证据效力得到法律的认可。

  但是，手机短信作为证据提交时应注意注明手机型号、发送接收的时间、发信人的手机号码等，最好通过公证机关进行公证。另外，手机短信应还有别的证据相佐证，这样使得手机短信具备更强的证明效力。

  根据诉讼法的证据原则，证据一定要具有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所谓证据的合法性，是指诉讼证据必须是按照法律的要求和法定的程序而取得的事实材料。它除了要求证据的形式应当合法外，还要求证据的收集、提供甚至审查等环节也一定要符合法定程序的要求。

  对于私自偷录行为是不是合乎法律，最高法院1995年3月《关于未经对方当事人同意私自录制其谈话取得的资料 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批复》认为：“证据的取得必须合法，只有经过合法途径取得的证据才能作为定案根据。未经对方当事人同意私自录制其谈话，系不合法行为， 以这种手段取得的录音资料，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该批复对禁止当事人以偷录的方式收集证据起到了非消极作用，但是一刀切的规定也带来了一系列的负面效应，影响了法律公平的实现，使部分当事人因举证困难或无法举证而承担了不利的法律后果，不利于对他们民事权益的保护。

  最高法院2001年12月颁布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称《规定》)中对此问题作出了新的解 释。新的司法解释第六十八条规定：“以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法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同时，第七十条第三款规 定：“有其他证据佐证并以合法手段取得的、无疑点的视听资料或者与视听资料核对没有错误的复制件，对方当事人提出异议但没有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的，人民法院应 当确认其证明效力。”

  《规定》对证据合法性的判断标准为：是否“侵犯他人合法权益”、是否“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法取得”，比1995年的批复更合理，但是在适用时任旧存在因规定笼统模糊而导致同一案件存在不同看法的问题。因此，这就给了法官自由裁量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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