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剃着小平头、身穿黑马褂、戴着墨镜的青年男子推开北京天坛体育宾馆230房间破旧的木门，一股呛鼻的烟味儿飘了出来，里面20多个人齐刷刷地朝他看过来。在这个只有20平米左右的“会议室”北墙上，挂着一条红色横幅：“调查取证技能培训班”。

  当时参与“2003中国商务调查峰会”的调查公司，基本只是小事务所，业务内容90％以上为“抓二奶”、“抓二爷”的委托。这几年业务走向高端化：商业欺诈、知识产权维护等方面成为主力业务。

  分发给“墨镜男”的培训资料上，赫然印着：“司法部预防犯罪研究所培训中心”和“司预培发[2008]06号”。正在讲课的老先生叫孙茂勤，是公安部门一名破案无数的老探长。培训时间自4月25日到4月28日。

  屋子里坐着的16个学员，只有一个女的。坐在第一排中间的一个年轻男子，手臂粗壮，穿着一件酷似黑社会打手的绣花黑绸马褂，不停地摆弄手机，几分钟就出去接一次电话。他旁边是一个瘦弱“小个子”，几乎是把脚放到了桌子上。在他身后的一个中年男人，中指上戴着一枚巨大的纯金嵌翡翠的戒指。

  “我接着说安全问题。”孙老先生清了清嗓子，“你们都知道2004年调查员的事情吧，用我们公安的话说，傻帽一个，他拿着照相机明目张胆地对着目标拍，能不被人打死么?”培训课程还包括，“调查取证知识与法规”、“调查取证与人权保护、隐私保护问题”、“调查取证业务管理与营销技巧”、“调查取证时面临的主要安全问题与安全预案设计及自我安全防范技巧”等。

  事实上，这16个学员全部是来自全国各地“调查公司”的“法人代表”，也就是在社会上受到争议已久、神秘的“私人侦探”。

  比起四年前，瞭望东方周刊《调查中国私人侦探》一文曾报道的公检法机关对于“私人侦探”不是禁止就是查处的强硬态度，现在这层“隐秘”，反倒是透露出几分说不清的“暧昧”。

  “现在很多南方城市的司法部门，实际上一直跟民间的调查公司合作，当然是私下里，特别针对一些执行难的案子，调查公司做好了前期工作，法院最后按标的额的百分之几给调查公司提成。”孙茂勤说。

  难道多年专业训练出来的警察，破案能力和效率还不如“野路子出身”的私人侦探么？“从办案能力上说，他们（私人侦探）没有太多优势，但他们是‘开放式破案’，不用一道一道审批，不用每次一行动就请示汇报，更不会出现因为某些疏通和干扰案子半截就‘终了’，所以从实际效率上说，有一些案子，尤其是涉及私人权利的案子，私人侦探确有优势。”

  而且，在另一方面，调查员的个体素质，已不再像几年前那样绝大多数是“野路子出身”，鱼龙混杂，混混当道了。高学历高素质以及“特殊才能”的行业人才也开始加盟。

  记者调查了这个培训班的学员履历，惟一的“女侦探”谭芳，1995年毕业于西南财大，专业是会计。她的丈夫王盛富与她是大学同学，毕业后谭芳进了某事业单位做会计，王盛富去了一家通讯公司，专门负责话务催收。积累了几年“催收”经验和人脉后，两年前，拜了已在业内大名鼎鼎的“江南名探”韩冰为师，干上了“私人侦探”一行，主攻“商账追收。”谭芳不久也随丈夫“下了海”，两人注册了一个调查公司。

  “这两年，很多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尤其是学法律专业的，因为‘夭折’在国家司法考试，最终选择投身私人侦探行业，一来他们有文化知识和理解能力上的优势，二来这样一个职业也可以给他们带来丰厚的收益，这对毕业生来说，是一个风险与收益并重的选择。”韩冰对他们夫妻的评价甚高，称他们为“高素质人才”。而韩冰本人，干了半辈子公安，曾做过刑警大队的队长。

  事实上，除了高学历人才，像韩冰这种身负“特殊履历”者更是举不胜举。一个颇具代表性的，就是前面说到的“小个子”，他的线年出生，原来是重庆市散打队队员。一身靠得住的硬功夫和出色的车技让他在行业内颇为抢手。

  “我们现在做这行的差不多80％以上的调查员，都曾不同程度供职过公检法机关或者特定信息采集部门。”中国侦探网总裁付树民对记者说。付树民自己在入行前，在检察院干了半辈子，“私底下，大家都很熟悉，都是些老同事，老同学，老朋友，老关系。”

  不管怎样，于“公”于“私”，如今公安、司法以及工商部门，已一改过去单一“管制”的态度，“不支持也不反对，相互利用又彼此沉默，这层关系，只能用‘微妙’和‘暧昧’来形容。”

  随着“谁主张，谁举证”这一司法原则的强化，能否搜集到有力的证据，成为民事诉讼胜败的关键。目前，人们的调查取证意识虽然增强了，但搜集、保存和运用证据的能力还较弱，许多当事人往往只好委托律师或其他调查取证人员进行调查取证，因此商务、民事类调查取证的需求越来越大。

  代号“思明”的张某算是四川一带的“私人名探”，他创办的福尔摩思调查公司曾协助当地有关部门破获数桩大案。“思明”对记者说，他的公司业务量近年增长非常快，其中大多数业务来源于大型有名的公司，目前已经处于饱和状态。

  瞭望东方周刊《调查中国“私人侦探”》一稿曾提及，当时参与“2003中国商务调查峰会”的调查公司，基本只是少则几人、多则十几人的小事务所，业务内容90％以上为“抓二奶”、“抓二爷”的委托。

  律师李长旭透露说，四年多来，他们每年的业务增长量在100％以上。而且，基本上以公司业务和知识产权打假为主营业务范围。“原因有两点，一是公司慢慢的变多地寻求调查公司的协助。二是国人意识发生明显的变化，开始懂得要维权，市场表象发生了变化。”

  当年带着“中国侦探网”“雏形”参会的付树民，如今已是“中国侦探网”总裁，他漂亮宽敞的办公室设在沈阳市政府的办公大楼里。“这几年业务走向高端化。商业欺诈、知识产权维护等方面成为主力业务。老实说，高端业务的钱更好赚。而且，国人法律意识增强了，市场需求非常大。”

  用付树民的话来说，这几年钱更好赚了。问起他的年收入是否有几十万，付树民笑着提高声音：“几十万？那也太少了吧……”

  而李长旭则对记者说，在他的调查事务所里，普通调查员最低的年收入为五六万，“但这是干得很差随时会被淘汰的调查员”。

  “一般都有十几万，稍高的大概几十万。我们调查员的收入这几年一直在持续增长。肯定比同等职能的政府部门工作人员要高得多。”

  “调查取证高手”培训班里有个“惹眼”的人物，担任讲师之一的“江南名探”——韩冰。

  韩冰个人经历复杂，高中毕业后，直接参了军。在军队呆了两年，他考上了军校，随后到了刑警大队，在公安系统干了半辈子。1998年已经成了刑警大队长的他，毅然辞职成了一名“私人侦探”。韩冰坦言，当时“下海”更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经济上的考虑。

  26岁的吴斌，习惯性地用左手开车——右手的中指和无名指在两年前的一次“调查工作”中意外受伤后变得不太灵活，可他从没后悔，还觉得值。四年前他从警校毕业后当了一名警员，可相恋5年的女友却跟一个生意人闪电结婚。“当时收入太少了，工资才一千不到，她看中一条手链，两千多，我觉得贵没舍得买，就闹翻了……”

  吴斌说他很满意现在的生活状况，短短几年间，他在杭州买了套120平方米的房子和一辆帕萨特。他觉得比起同龄人，赚钱要容易得多，“我和当年局里的同事聚会，从来不让他们埋单，一个月就三四千，过日子都紧巴。”

  韩冰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精装软包的“黄鹤楼”香烟，划了一根火柴点着了烟：“这一行，干好了一年收入三四十万不是难事。”

  很多“私人侦探”，都是公安、武警出身，但用他们的话讲：“明处办案和暗处侦查还是两回事。”警方调查，公事公办，但“私人侦探”的调查权合法性问题，始终受到争议。“除了1993年有过一个《公安部关于禁止开设‘私人侦探所’性质的民间机构的通知》外，现行法对我们这行其实没明确的限制性或禁止性的规定。”身为律师的李长旭认为，没有被明确禁止的，就可以做。

  至于调查渠道，“我们的信息源自渠道本质上和警方是一样的，只是公家是依法办事，我们是按规矩办事”。付树民和记者说，很多信息采集来自“内部”。“为什么那么多调查员是来自公检法系统，因为要有内部的关系网，才好办事。”

  另一方面，“当十年好警察，未必能当一个好侦探”则是业界一个普遍的说法。“做侦探，玩的是心理学。”韩冰讲了一个他亲身经历的故事：

  一个男客户怀疑自己2岁大的儿子不是亲生的，觉得老婆曾“偷了人”，又没法让警方协助调查。一方面他不想做亲子鉴定，怕自己的家庭因此而破裂，另一方面他又放不下心里的疑惑。他想暗中调查，不惊动任何人。当天下午，韩冰就给他老婆打了一个电话，说自己是私人侦探，有重要的事情需要面谈，那个女人同意了。

  见面地点是一个日式茶馆。韩冰故意压低声音说：“我实话跟你说了吧，你丈夫一周以前找到我，让我调查一件事，和你有关，也和你儿子有关。”说着，拉开了手边的书包，掏出了一个鼓囊囊的牛皮纸袋，“这是我调查了一周所得到的资料和证据，你做的那些事，我清楚得很。”女人的脸一下子白了，放在桌上的手有些发抖。

  韩冰注意到这一些细节，心里已经有数了。他继续说：“你是愿意给我点钱让我保守秘密呢，还是愿意我把真实的情况告诉你丈夫？”女人一下子崩溃了，哭哭啼啼说了自己两年前的一次“艳遇”，承认了孩子确实不是自己丈夫的。在这一切叙述开始之时，韩冰已偷偷地按下了纽扣摄像机的开关。而那包被韩冰称为“证据”的东西，其实只是一包废纸。

  “一个出色的私人侦探，需要同时具备几种能力：认识能力、思维能力、表达能力、实际操作能力。他必须博闻强识、熟悉法律、有丰富的生活经验，超强的记忆力、良好的心理素质和自控能力。”

  福尔摩思调查公司的“思明”和记者说，从办案方式上，与前几年相比，整个行业的进步也非常大。“最早那种传统的人跟人我们早就不做了。我只能说，公安的绝大多数调查方式，我们都能做到。而在高科技手段上，我们的投入更多。”

  孙茂勤估测说：目前国内大小民间调查公司共有2500到3000家，专业调查员在两万人以上。把兼职和临时聘用人员也加进去，这一个数字会突破20万。

  低调做人，高调做事，好好赚钱，是目前大多数“私人侦探”的生存方针，但并不代表他们就愿意这样“不见光”地干上一辈子。上三个月的函授班，跑大老远，花费近5000元来参加这个司法部办的小培训班，学员们无非是想获得一个所谓“官方”认可。在这些“私人侦探”的眼里，似乎任何一个正规机构给予的“奖励”和“名分”，都是弥足珍贵的。

  2006年，“商账追收师”第一次列入了国家承认的“职业列表”中，私人侦探行业终于渐渐地“浮出水面”了。

  “正道”出身的孙茂勤虽然一直力挺这些“私人侦探”，但也颇有微词，甚至经常皱着眉头数落他们：“你们这些私人侦探老是搞帮派作风。政府认可是一方面，你们自己也先得有个阳光形象。”

  但数落归数落，这个培训班的“证书”，也让孙老探长“汗颜”。在他无奈的笑容里，这个司法部下属的犯罪研究所培训中心，是否有资格开培训班发给私人侦探们“执照”，是个经不起推敲的问题。

  作为在公安部门工作了一辈子的“老资格”，孙茂勤的意见是，很多民间问题，由民间调查公司来处理，可以在法律介入之前，起到事前预防的作用，比如婚前调查和企业追债。而司法部门和他们合作，能够把一些工作转移出去。

  “这不是推卸责任，也不是说公安部门破案效率低。主要是私人侦探做出详细的调查是全开放的，更灵活多变，所以公检法部门不妨和他们合作。这是政府力量与民间力量的融合。”

  而一直保有行业热情的韩冰说他正准备在北京设立公司，专门帮企业“打假”。

  “认定假货是公安和司法等部门的事情，但是找到假货制造窝点就是我们的工作了。这是一个为社会为人民谋福利的事情，我特别想让外国的同行看到，我们中国的侦探能做好自己的事，我也要让普通人都知道，私人侦探不是一个‘不择手段’的阴暗职业，它是一个阳光下的行业，这两年，我们国内的同行一直在为争取一个‘阳光的身份’努力。”（文中当事人系化名） （据《瞭望东方周刊》）（来源：现代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