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下，打着调查公司、私人侦探等名义进行婚外情、商业内幕调查的个人和机构慢慢的变多，而随国家对公民个人隐私信息保护法律的完善，这些机构和个人的从业风险慢慢的变大。近日，两名私人侦探因接受委托进行婚外恋跟踪拍摄业务查询他人银行账户、房产等隐私信息，而涉嫌犯有非法获取公民个人隐私信息罪被推上了被告席。本市私人侦探领域是怎样的状况，面对越来越紧张的“执业”环境，私人侦探本人是怎样的心境以及做何打算呢？昨天，本市一家调查公司的老总朱君(化名)接受了记者正常采访，披露了这一行当很多鲜为人知的故事。

  上网搜索“天津、私人侦探”字样，会出现数百条信息，包括“调查公司”“清欠公司”“私人侦探公司”“婚姻调查取证”“婚外遇调查取证”等名目。“在人们看来颇为神秘和复杂的婚外情调查，在我们这里是最容易的业务。”昨天，朱君面对记者时说，“按照我们的经验，如果是真的婚外情人，正常的情况下，不出7天，他们肯定会见一次面。”因此，朱君给婚外情调查客户约定的期限一般为7天。“接到委托后，我们会详细询问被调查人的姓名、住址(包括父母和岳父母家的住址)以及工作单位地址，生活工作习惯等，之后安排专人跟踪摄录，直至发现情况，业务便告结束。”

  “到我们这里来的多是有钱人，也有没钱的，怀疑自己的伴侣有婚外情，非要我们给调查，这时，我就会劝委托人别乱花钱了，不就是想离婚吗？离了就完了，反正你们也没多少财产，调查出来有什么用？有那笔钱还不如请个律师。”

  朱君谙熟法律，他说，近年来之所以婚外情调查日益火爆，就是因为新婚姻法规定，离婚案中，有过错一方应该给对方以赔偿。“那些找我们调查的都特别有钱，动辄几亿元、十几亿元的财产，少的都有上千万元，这年月，几百万元都不叫钱了，你想啊，一套房子动不动就上百万元，只有一套房子的家庭有什么好分的？”

  朱君自诩为客户负责。“正常的情况下，一个婚外情案子，我们至少会派出两人全天候跟踪，对方往往是好车，我们至少也得用丰田来跟踪，加上拍摄，这样的跟法，一天下来，成本就得几百元。因此，一个业务至少8000元，少了不干。”

  婚外情案子的收费是最低的。如果是商业调查或知识产权调查，他们要派人打到被调查企业内部，一个月出结果就是好的。因此，“我们公司的员工都是高素质的，我们的调查部长是特务连的转业军人，中尉军衔。他们一个月至少都能拿一万元。”

  婚外情案子是调查公司最普遍的业务。“去年一年，我们收了200多个婚外情调查的案子，现在的人搞婚外情的特别多。”

  朱君说，前不久，他们接受了一个婚外情的调查业务。男的36岁，女的35岁，男的开美洲豹，女的开宝马。夫妻二人在市区有7套房产，还有一个规模挺大的底商，在武清有一家实体工厂，在华苑有销售公司。后来，男方发现妻子有婚外情，就委托他们给调查。朱君的下属跟踪了整整7天，发现女方在洗浴中心、旅店都跟一年轻男子有约会。最终，女方把情人带到家里来约会，被朱君他们发现了，打电话通知男方赶来，捉奸在床。男方叫那个年轻男子写下了他们相识相恋的全部经过，之后，坐下来与妻子谈判。女方不堪羞辱，答应了全部条件。最后，他们12岁的孩子归男方，财产、企业归了男方，女方只开走了自己的宝马车。男方答应在她再婚前，底商的租金每年30万元可以由女方领走，再婚后，男方将此权益收回。

  目前，法院在审理离婚案中，对于的摄录资料通常不予认定为证据。因此，即使私人侦探拍来了婚外情资料，拿到法庭上也不顶用。对此，朱君说，他们的对策是，一旦跟踪到婚外情人约会，他们会及时告知委托人，建议委托人打110报警，还得说成是卖淫嫖娼。“在我们的祖国，警察是不管婚外情的，而卖淫嫖娼行为是要受到治安行政处罚的。因此，如果当事人说成是婚外情，警察往往不会出警，而说成是嫖娼，警察才会去。到了现场，当事人自己肯定会辩解自己不是卖淫，便各自出示身份证件，而警察也会做出警记录。将来我的当事人再将这些提交给法庭，作为证据链供法官裁量。”对这些证据是否会被采纳，朱君说不一定。“在我国，在这方面的法律界定不清，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很管用，我们大多数都会先跟委托人讲明这一点，正常的情况下，我们得知婚外情通知当事人报了警，业务即告结束，剩下的就跟我们没关系了。”

  朱君说：“其实，很多委托人之后，都以协议的方式离婚，在谈判的时候，婚外情的资料很有用。”

  “在我国，私人侦探是不被法律所认可的。我们开展业务，很多时候只能打法律擦边球。”朱君说。他的公司注册的合法名称是法律咨询服务中心，对外开展的业务也包括这些合法部分。“比如法律咨询、商业调查、清欠、打假这些业务，都是阳光的，但是，这里边也不排除一些目前法律所不允许的手段，这一点我就不能细说了。”说到这里，朱君诡秘地笑了笑。话虽这样说，最终他还是透露了所谓的手段。“像手机定位、通话记录查询这些，我们都会用，我们的设备都非常专业。”

  在天津，私人侦探着实不少。除了网上宣传外，行走在马路上，经常能够正常的看到电动三轮车上写着“私人侦探”的字样，还有的楼道小广告、路边小名片也在推广私人侦探或调查。

  对此，朱君坦言：“他们大都是骗子，像某某侦探，干了六七年了，还是在三轮车上打小广告蒙人。他们收费便宜，一起婚外情案子，800元都干，可有一样，他们根本不干活，回来告诉你对方没事。你信吗？”据朱君介绍，目前在天津，有点规模的私人侦探公司有几十家，还不包括那些纯个体的私人侦探。“从业者良莠不齐，素质不一是制约行业发展的最大瓶颈。”朱君认为，国家应该出台法律规范这一行业，首先是与国际接轨，让私人侦探合法化，其次出台规定，提高从业门槛，先考取调查员资格再从业。“我早想好了，如果这样的话，我就去办学校，请外国的老师来培训调查员。”

  南开大学法学院法学博士李晓兵教授昨天接受媒体采访时称，从法律原理上来说，私家提供的调查属于公民个人的私力救济行为。“公民个人做出详细的调查和委托别人做出详细的调查，从行使权利的角度看是没问题的，关键是行使此权利的过程中是否触犯了法律的禁区，比如调查过程中使用了侦听的手段和工具，是否侵犯了公民的隐私权或者跟个人隐私信息有关的权益。”

  李晓兵认为，目前私人侦探的主体问题是能否把握得住上述界限。“比如婚外情调查属于法律规定的夫妻忠贞义务，是允许的，但是若使用了特殊的侦听工具，就会附带触犯某些管理法规，再比如其附带把被调查人其他行为披露出来了，可能会侵犯公民的隐私权。”因此，在保管处理这一些信息过程中，调查公司需要格外注意。

  对此，李晓兵认为，我国目前的法律对此没有明确表态，也使这个行业处于相对不规范的状态。因此，在行业自律的前提下，进行规范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