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尔日·杜比亚纳在七十年代末奇迹般地重新振兴了《电影手册》杂志，并担任主编长达二十余年（有时与他人共同担任），带领该刊走到了相关领域的前沿，使其更具国际性，再现其昔日的辉煌。

  如今，在斯蒂芬·德洛姆作为《电影手册》主编的阶段（译者注： 2020年，德洛姆领导的编辑部也全体辞职），杜比亚纳留下的遗产很重要，尽管这种影响是无形的。 杜比亚纳对电影的痴迷、慷慨、认真和批判精神是无与伦比的。

  作为法国电影资料馆的负责人，杜比亚纳将杂志和电影的传统带到了国家和国际层面。 正如他最近在《电影手册》（第699期）上接受媒体采访时所说，杜比亚纳继承了亨利·朗格卢瓦开创的传统。 杜比亚纳可能并不因他的影评而闻名（尽管他的一些影评令人惊叹，其中关于《解构爱情狂》的影评让人尤为印象非常深刻），更多是因为他对于杂志的指导和安排，与时俱进，并不断招募且更新了一支优秀的影评人队伍。

  他通过发表紧贴时事的社论、报道戛纳电影节，以及创办「日刊」（Le Journal）栏目，将自己完全献给了这份杂志。 塞尔日·达内是杜比亚纳的思想和精神导师。 不过如果说达内继承了戈达尔的传统，将电影作为社会抗议的工具，将影像作为审视世界的巴赞式本体论； 杜比亚纳则继承了特吕弗的传统，将观众的遐想、尖锐的论战、以及夹杂着忧郁的乐观主义交织在一起。

  《来自电影的明信片》（Postcards from the Cinema，可惜已绝版）一书记载了这些人之间的许多长篇对谈，也见证了他们的美好友谊。 九十年代初，《电影手册》更新了版式，并以杂志创始人之一雅克·多尼奥-瓦尔克罗兹作为封面，这也是对杜比亚纳本人所坚持的版面设计传统的微妙提醒。 此外，前主编安托万·德·贝克的两卷本《杂志的历史》于1991年出版，《电影手册》的自我意识也在这一时期逐渐形成。

  纵观杜比亚纳之后的杂志主编，我们大家可以从他们最欣赏的美国导演推测出他们的指导品味：蒂埃里·朱塞（91-96年）是大卫·林奇，安托万·德·贝克（96-98年）是蒂姆·伯顿，查尔斯·泰松（98-03年）是马丁·斯科塞斯，让-马克·洛兰内（01-03年）是詹姆斯·卡梅隆，艾曼纽尔·布尔多（03-09年）是M·奈特·沙马兰，让-米歇尔·傅东（03-09年）是克林特·伊斯特伍德，而斯蒂芬·德洛姆（09-）是史蒂文·斯皮尔伯格。

  如果说泰松的主编职位表现受到如此高的评价，是因为他散文式文章的慷慨、对《电影手册》历史的了解以及对社会化和诗意化的电影的开放态度。那么这恰恰与他的继任者形成了鲜明对比。

  傅东在任期间的一些问题包括：自视甚高的格调，过于依赖商业而非电影艺术，过于依赖新闻而非评论，个性不强，有怪异的偏袒倾向，不合理的经济动作，不成功的杂志管理，以及通过探索新的销售经营渠道、出版和发行将《电影手册》变得杂而浅。同时，他在《迷你电影手册》（Les petits Cahiers）上发表的关于「电影批评」的文章尤其没有必要。

  当然，傅东的任期正值复杂的后911事件时期，互联网的兴起及其数字影像的涌入、DVD市场和自学成才的电影发烧友队伍的不断壮大，以及电影作为一种社会公共消遣活动的重要性不断下降。（译者注：傅东是《电影手册》第一位「非手册出身」的主编，1998年《电影手册》被《世界报》，原为《世界报》电影版面编辑的傅东也辗转来到了《电影手册》并最终担任了多年的主编）。

  泰松则是一位纯粹的「手册人」（Cahiersiste），他拥有一种由衷激发杂志活力的精神（例如他称《电影手册》「有一颗心」），这种精神来自于对该杂志的崇高敬意——它是电影和我们时代的工具和尺度。在他的文章中，泰松与读者分享了自己的亲身经历——几乎就像是在自我解剖。

  当前，泰松在戛纳电影节影评人周单元担任节目策划，以不同的方式继续他的评论。他与德洛姆关系紧密，有时为《电影手册》所支持的影片策展，有时还为该杂志撰稿——特别是他在侯麦纪念特刊（第653期）上发表了文章《还有人能成为侯麦或里维特吗？》（Peut-on être rohmero-rivettien?）。

  以下是杜比亚纳和泰松先后于2000年和2003年离开《电影手册》时发表的辞职信。

  具体来说，我将于2000年2月底卸任杂志总编以及杂志母公司Editions de L’Etoire合伙人的职位。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我一直在思考这个决定。我必须、并且很艰难地做出这个决定。一个人永远都不可能轻易离开一本杂志，尤其是这本他倾尽了25年重要岁月的杂志。但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了……

  让我感到欣慰的是，还有别的人，那些更年轻、更崭新的人，将承担起责任，指导、引领和活跃这本我们如此推崇的杂志，包括你和我。

  《电影手册》迫切地需要一种新的精神、新的视角，因为电影正在变化、发展、转型，就像它所处的环境一样。新的精神和新的活力，建立在批判性和开放性的基础上，而《电影手册》已经存在了半个世纪，可能比其他任何杂志都更富有经验。这本杂志丰富多彩的历史，让我们也可以平静而自信地想象现在和未来。

  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电影手册》很快就会准备好迎接新的开始，今年，即2000年，将是它的约定之年。弗朗克·诺奇将会负责杂志的发展趋势，而查尔斯·泰松将会为杂志带来新的版式，以回应读者和行业的期望。我祝愿他们一切顺利，并向你们，亲爱的读者，致以我最诚挚的问候。

  在我为今年的夏季刊（第581期）撰写的社论结尾，认真思考了去年一月本杂志面临的障碍（重组编辑团队），并提议在今年九月分享我们的解决方案。让-米歇尔·傅东于今年7月1日被任命为本杂志的主编，就是对之前社论的回应。

  自《世界报》收购本刊后，弗朗克·诺奇完全停止了我的主编职务，并将其交给了让-马克·洛兰内。从那时起，又发生了更多的变化：拉兰内的离开是自愿的，或是说几位写作小组成员所期望的，取而代之的是新主编艾曼纽尔·布尔多，他本人也是写作小组的老成员……

  即将离开这本杂志之际，我还有一些话想说。我首先想到的是读者，众多的、匿名的、熟悉的读者。我们在编排每期杂志或读者在阅读它们的时候，可能都会想象出一个「作者」。而当我们写作时，也会想象一个「他者」（又或者是同一个读者？纵然可能是隐形的）。

  我们大家可以针对一部影片或整个电影环境写一篇影评，希望导演能读懂，甚至希望（虽然疯狂，但却是真实的）这样或那样的演员能读懂。没有一定的（批判性的）表达意识，就没有真正的爱之艺术，不论其形式或深度如何。我们也可以为那些不在我们身边的人（包括逝者）写作，或者只为自己写作（长篇独白，以帮助指导电影，或感谢不断重新与电影产生共鸣所带来的重要乐趣）。

  根据每部电影的性质或其所处的时代，以及个人与电影的关系，我们可以终生只专注于这种写作的一个方面，也可以一直在变化。在我看来，无论采取何种形式，向他者倾诉都是至关重要的。没有这种他者的意识（说服、启迪、分享情感、在此基础上继续发展等等），就没有名副其实的批判冲动。在漫漫长河中，历史往往并不孤独，人们借由文字、电影彼此分享，这是让生活充满了许多活力的乐趣之一。

  其次，我要感谢那些与我共事的杂志核心成员（我认识并逐渐欣赏上了他们，还与他们成为了朋友，我还要感谢《电影手册》杂志在我们生命中的重要时刻将我们聚集在一起），以及那些我有幸通过我所担任的职务认识的人，无论是他们在法国还是世界的四面八方。对我来说，最幸福的时刻莫过于与那些真正热爱杂志的人、希望为杂志做出贡献的人对话，而不单单是通过书面通信。

  尽管如此，从内部来说，一旦我们开始承担起运营这本杂志的责任，一切都可能会发生变化。因为主编的工作是要学习的，与电影批评完全不同。因为压力是存在的，而且十分巨大。我们一定要周旋于多重紧张关系，学习不同的观点和作者表达的敏感性。

  尤其是，当这些矛盾在杂志上显现出来时，要可接受并克服它们，使杂志成为一个能够容纳各种矛盾的生活空间。这样，它既不会是一个过于单一的空间（单一编辑思路的恐怖和幻象，即真理只体现在一个人身上，会带来令人不安的必然结果，并导致限制在同一模式内的克隆化且同质化的电影评论），也不会是一个过于异质的空间（不同主题的异质以复杂的形式共存，读者无法全盘理解，从而也无法从中获得乐趣）。

  从1998年《世界报》介入并收购《世界报》，到2003年7月我被提名担任重要职务，我一直努力做到最好，同时与他人分担任务和责任。从1998年到2003年，在一直在变化的团队中，我曾与安托万·德·贝克（至1999年4月）、塞尔日·杜比亚纳（至2000年1月）、黛尔芬·皮诺（至2001年9月）、弗朗克·诺奇（2000年2月至2001年12月）共事，以及从2001年10月开始与让-马克·洛兰内共事。

  最后，我想提到两个人，若不是他们，我在《电影手册》美妙而独特（偶尔糟心）的经历就永远都不可能发生。首先是塞尔日·杜比亚纳，1998年5月，他向我提议和他一起工作，先后担任了杂志总监和主编。

  其次是塞尔日·达内。我一开始只是读过他的文章，后来还上了他的电影课程，并向他倾诉了我想为《电影手册》写作的愿望，这是一个疯狂的梦想（但还是实现了），因为我当时对能与那些我非常欣赏的作家（除了达内之外，还有让-皮埃尔·乌达尔、帕斯卡尔·博尼策尔和让·纳博尼）出现在同一本杂志的想法感到惶恐。

  有一天，塞尔日·达内给我写了一个纸条（当时我还没有电话），言简意赅，只说了这么两句话：「这里有两三部下一期《电影手册》可能关注但还没人评论的电影。你可以了解一下。」在这三部影片中，有一部日本影片，即市川昆的《雪之丞变化》。

  那天我在电影院看了这一部优秀的电影，匆忙写了评论，达内立即接受了这篇评论，没有一点犹豫，也没有一点修改。那篇文章发表在1979年6月刊（第302期）上。那是我最幸福的时候。很长一段时间里，在《电影手册》写作，成为这本杂志的一部分，或多或少地融入它的生命周期，都让我感到幸福。夫复何求？

  1992年，塞尔日·达内去世前不久，他向我吐露了他的惊讶和遗憾——说我从来没机会在这本杂志的核心位置上更上一层楼，承担更多的责任。在这样的一个问题上，他有自己的想法。我也向他解释了种种原因。不知不觉中，几年后， 塞尔日·杜比亚纳继承了他的遗志，这同时也是我的愿望，但遗憾的是，达内没有亲眼看到。这样一个世界有时会对你很好，虽然在某些情况下也会显示出它的残酷。

  我本人也曾是《电影手册》的一名读者，从七十年代中期开始，我怀着狂热和激情阅读着《电影手册》，月复一月，然后尽我所能补阅所有的旧刊。后来，我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却怀着同样的情感，加入并参与了它的叙述，以不同的方式关注那些阅读它的人和在这里写作的人的言论。

  不言而喻的是，为了杂志的前景而放弃这些责任很难让人无动于衷。在《电影手册》，一个人总会与他人建立错综复杂的关系，他所创建的网络——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关系——永远都不可能让人无动于衷。除非那些没有说出口的东西会让人难堪（恼怒气愤、良心不安），而说出来的东西也会让人烦恼（心照不宣、不合时宜）。

  作为一个订阅者，我第一次去《电影手册》办公室（当时已经搬到了Boule-Blanche）其实是因为我需要询问为什么每个月我都晚收到杂志——它们往往都早已在报摊上出售了。后来进办公室的门对我来说慢慢的变成了一种固定的仪式，根据不同的场合略有不同：带着一篇文章、了解媒体放映情况、参加小组会议或就一部令编辑部感到困惑的电影进行讨论，或冒着打扰他们的风险（有时），视情况而定。

  在进入到这个团队的核心圈子之前，我一直都拿着稿酬为这本杂志供稿。我无需赘述加入《电影手册》的感受以及我的那段经历（那是另一件事，另一个故事，很复杂，而且我已将其内化。在那段时间，我感觉自己就生活在那里，一手构建了杂志的目录和页面）。

  我将回归《电影手册》的读者身份，就像以前一样，但也与以前不同。这将是一种新的乐趣，我已经很久没有体验过了（不知道下一期杂志会有什么内容），而这种乐趣会因为我在这本杂志担任关键人员的经验而变得更丰富。

  这将是我阅读《电影手册》的新篇章，我将一如既往地专注、苛刻、投入：阅读它本身就是一项重要工作，是创办这本杂志的姿态的延续和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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