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对中国乃至世界都是极不平凡的一年，与发生在这一年中的历史性事件相比，2008年年底，国内的两条社会新闻就显得不那么被人注意了。一则消息来自于成都，一家女子维权中心，因非法取证被有关部门取缔；另一则消息来自北京，在秋后行动中，北京警方取缔了20家非法调查公司。这两条看似平常的社会新闻，却引起了一批人的高度关注，他们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私人侦探，一个从诞生之初就带有神秘色彩的边缘职业。

  这是一个特殊的群体，20世纪90年代初，伴随各种新生事物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一个特殊的职业悄然出现。

  1992年 11月11日出版的上海新民晚报社会版，头条刊登了一则新闻，标题为“大侦探办起民间侦探所”，报道了在上海警务界鼎鼎大名的刑侦专家端木宏峪，退休之后开办了全国首家私人侦探机构“上海社会安全咨询调查事务所”。

  一时间，不但国内各大媒体纷纷将目光对准了这个刚刚兴起的行业，这一现象也引起了国外媒体的注意，路透社称：“中国人有了自己的私人侦探。”

  面对一个新兴的行业，当时的新民晚报做出了这样的评价：“上海民间侦探所乃是一个利国利民的新生儿，人们期望它发展壮大。”永嘉路41号，是当年“上海社会安全咨询调查事务所”的所在地，如今早已物是人非，当年的侦探所只开办了不到一年便匆匆关门，创办者端木宏峪也已谢世而去，附近的居民中已经没人能够回忆起中国第一家民间侦探所当初的模样。

  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上海社会安全咨询调查事务所，并没有像媒体评论中期望的那样发展壮大，然而当初媒体发布的那篇报道，却改变了一群年轻人的命运，魏武军便是其中的一个。

  1992年，魏武军在深圳一家报社担任记者工作，这已经是他到深圳的第5个年头，11月11日这天，一个不经意的动作，改变了他的人生。

  整整苦思冥想了一个月，魏武军终于下定决心，带着自己几年来攒下的几万元积蓄回到了成都。

  1993年3月1日，协力民事事务调查所在成都成立，魏武军也从此踏上了他的侦探之路。

  十几年过去了，魏武军的私人侦探所已今非昔比，如今，他已经将机构迁出了老家成都，搬到了机会更多的上海，目前他主要承接的业务是婚姻家庭调查。

  这里是魏武军的住所同时也是他的办公地点，来人是通过网站找到的他，通过几次电话交流，这次是来商量最终委托事宜。

  来人要求调查自己的丈夫是否在外有情人，魏武军在反复确认了委托人与调查对象之间的关系后，决定接下这桩业务。类似这样夫妻间调查第三者的案件，魏武军年年都会接到上百起。

  十多年来，魏武军已累计受理了上千起婚姻调查业务，曾有一位报社的记者戏称魏武军是“二奶杀手”。 魏武军说如今在上海周边还有不少像他这样，专门从事家庭婚姻调查的私人侦探机构。

  仅长三角地区有两三百家从事家庭婚姻调查的机构，这一个数字仅仅是魏武军的推测，因为这个行业中的很多数字都仅仅是推测。家庭婚姻调查不过是私人侦探承接的业务内容之一，接受单位或个人委托对特定对象进行商业方面的调查，也是目前私人侦探一项重要的业务，并且这几年业务量慢慢的变大，调查涉及的内容也慢慢变得广泛。

  市场经济发展初期，假货现象曾令一些生产企业倍感头疼，而相关管理部门受人力物力的限制，很难针对每一家有打假需求的公司进行专门服务，这让刘殿林看到了商机。

  2000年，刘殿林在广州注册了一个企业，专门接受企业的委托，为企业调查假货生产源头、流通环节等线索，并帮企业进行打假以及善后工作。

  这些是刘殿林在近三年的时间里，接受企业委托打假留下的委托书，每一次，刘殿林都会保留下每次打假缴获的假冒商品样品。

  刘殿林称像他这样规模的以打假为主营业务的商务调查公司，在广州少说也有300家。

  有几个同样是来自这个行业内人士，非官方统计的数字，目前国内各种性质大小民间调查公司约有2500到3000家，专业调查员20万人以上，加上兼职和临时聘用人员，从业人员将近30万。有些人认为，甚至还不止这一个数字。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行业群体，可如此规模的一个行业，十几年来却一直生存在一种非常尴尬的境地中，因为，在多数人眼中，他们所从事的职业并不合法。

  1993年初，一家名为克顿调查事务所的侦探机构在辽宁沈阳成立，他的创办人名叫孟广刚，曾经是沈阳市一个派出所的所长。

  孟广刚也将自己的侦探所挂靠在了公安机关名下，这样的做法并非个别，那一段时间，各地还有不少以集体或个人名义开办的侦探事务所，都挂靠在当地的公安机关或者公安院校名下。

  仅仅不到半年，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1993年9月7日，公安部下发了一则通知：“关于禁止开设‘私人侦探所性质的民间机构的通知”。

  公安部在这份通知中有如下说明，这些民间机构的营业范围、权利义务等均无法律依据，在经营活动中使用的一些手段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有关法律法规，行使了国家执法部门的部分权力，已经产生了一些问题。

  公安大学专家：警察的权利是属于国家的。侦察权呢，它又是警察权里面的一个比较核心的权利。任何一个部门和任何一个个人，若不是国家授予你这个权利了，你从事侦查业，就是违法的。

  这份通知下发后，上海的端木宏峪率先关闭了自己创办的国内第一家侦探事务所，紧接着各地挂靠在各种单位名下的侦探所，也纷纷摘牌关门。虽然孟广刚也将侦探所与公安部门脱了钩，但他私下里仍然承接着调查业务。

  这则通知当时也转发到了工商部门，但工商部门并没有就此明确禁止。此后，各种非议声中，这个新的行业进入了一个漫长的严冬期，一些民间侦探所纷纷更名，而将业务转入地下。转眼到了世纪之交，伴随着中国司法举证制度的改革变化，获取证据的重要，让这个特殊的行业有了更多市场和需要。

  南京市玄武区法院立案庭：证据不多，我给你补过来吧 ，反正证据都在这里面呢

  这里是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的立案庭，在这里法官每天都要接待众多前来立案准备打官司的群众。法官高炜已经在立案庭工作了近20年，如今，他最大的感受就是，连普通的老百姓都知道“打官司，最重要的就是证据”。

  高炜（南京市玄武区法院立案庭庭长）：我们这个以前在案件受理的时候或者是说在庭审的时候，有很多当事人都赌咒发誓，真是这样，请法官一定要相信，我对天发誓有没有证据，没有证据，但是事实就是这样，法官一定要相信，现在这样的人慢慢地少，大家都知道发誓没有用，拿证据说话。

  司法制度改革的深入，让诉讼模式和审判工作也发生了重大转变。过去，法官不光是案件的评判者，同时还承担了很多案件的大部分调查取证工作，如今，“谁主张，谁举证”“举证不能就要承担不利的后果”成为案件审理的原则，由法官居中裁判。然而，对于绝大多数民事诉讼的当事人来说，既不熟悉证据调查规则，也不具备收集证据的技能，既使是专业的律师面对一些特殊的证据也是束手无策。

  举证责任的变化，客观上为私人侦探业的发展提供了空间。从始至终坚持下来的魏武军和孟广刚，收获超出他们的想象。

  2001年4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司法解释，其中规定：“只要不违反法律的一般禁止性规定，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不违反社会公共利益和社会公德，未经对方同意的录音录像也可作为证据使用。”

  2002年十月，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正式调整了商标分类注册范围，将原42类商品和服务商标注册扩大为45类，而新增的允许商标注册的类别中包括了提供私人保镖、侦探公司、寻人调查等服务的内容。之后，国家工商总局为重庆邦德商务信息咨询公司注册“邦德”二字及公司的标徽，而此举似乎也被解读为私人侦探开禁的先声。

  如今，只要翻开任何一张县级以上的都市报纸，一个个广告栏里某某调查公司的广告便赫然入目，一夜之间，私人侦探的影子遍布城市和乡村。

  这里是江苏省一个人口不足10万人的县级城市，在这里记者居然也发现了私人侦探的影子。

  小戴没有注册公司，除了外出办业务，其他时间他都住在自己家里，一个距离县城还有10公里的小村子。小戴初识私人侦探是在六年前的一档介绍侦探行业的电视节目里。

  随后小戴到上海找到了一个私人侦探拜师学艺。一年后，小戴购置了一台家用数码相机，回老家县城也干起了私家侦探。

  尽管没有成立公司，并且所在县城的规模也不大，只能靠贴小广告招揽生意，但小戴说自己的收入十分好，不比大城市的白领差。

  虽然私人侦探业异常红火，但直到今天，公安部并没有宣布《关于禁止开设私人侦探所性质的民间机构的通知》废止，一方面公安部门没有开禁，一方面私人侦探又因需求遍地丛生。于是，对于私人侦探行业的管理，就处在一个相对模糊的状态中，不管叫的名目是什么，私人侦探实际成了一个灰色地带。

  记者在网上搜索私人侦探四个字，出现125万条信息，排在前十页的近百条信息，都是私家侦探机构的广告。不过仔仔细细地观察会发现，这些机构名字都是某某调查公司或咨询中心。

  同一项委托，各家私人侦探机构的收费也是差别很大，魏武军坦言他们这行没有统一的收费标准。

  魏武军：当然你像一些企业家委托，他企业可能有几千万，上亿的资产，那跟他就不用客气了，你想要多少就要多少，当然也不能是天价，对方也不是傻瓜啊。关键不在于他有多少钱，有没有钱，而是在于他要办这个事儿对于他究竟是比钱重要呢还是没有钱重要，所以关键是看客户对这件事的重视程度。

  价格混乱只是私人侦探行业由于缺乏管理而引发的问题之一，还有别的问题也曾见诸媒体，这样一些问题的存在，同样使得私人侦探行业无法正常发展，在私人侦探究竟合不合法的争论声中，一些较早进入行业的先行者也试图着用其他方式为自己谋求一种身份认可，2002年到2003年两年时间里，全国各地以调查行业为名举办的各种峰会就达十多次，希望能借此推动行业的合法化。

  徐敏是一名律师，在浙江杭州他与人合伙开办的律师事务所，也承接一部分商务调查业务。2003年12月18日，徐敏筹划的中国商务调查杭州峰会举行，中国行为法学会会长李步云，著名婚姻法专家巫昌祯等一些法学专家也应邀参加。

  然而，徐敏很快发现了问题，会议进行得并不顺利，由于到会人员的素质参差不齐，很多问题都无法在一个层面上展开讨论。

  魏武军：都是跟一些乱民草寇一样，我占山为王，实际上谁来承认呢，没有人承认，社会就不知道，那么政府也没有人监管，也没有人来确认，也没有人对你来进行信誉评估，行业里面也是互不认帐。

  在2004年和2006年，公安部曾两次在全国十个试点城市，对当地私人调查机构做出详细的调查摸底。不过，至今，仍然没有一个部门出面对这一行业进行系统规范。

  目前还不能批准私人侦探合法经营，持这种观点的专家对此解释，虽然我国法律赋予了公民具有民事调查权，虽然客观上对“私人侦探”也是有需求，但是，“私人侦探”在调查过程中，往往会使用到很多侦查手段，而我国法律规定侦查权只有国家公权机关才能行使，一旦解禁利弊难讲。那么私人侦探们在调查过程中，究竟使用了哪些手段？这些手段为何会饱受争议？是不是合乎法律？《经济与法》记者历时两个月，零距离拍摄记录下了私人侦探的一些调查过程，明天请您持续关注《走近私人侦探》第二集《在边缘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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