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以农信机构为代表的农村中小金融机构持续担当着支农支小主力军，并且他们被认为在服务农村地区时拥有人地业缘以及决策链条短等方面的优势。而如今，农村中小银行内外部经营环境发生巨大变化，从外部看，金融科技发展、大行服务下沉、部分农村地区出现空心化都可能会影响其在存量市场中的竞争力，而机构内部也发生着新入职员工脱农化、人均管户数倍增等问题；与此同时，高风险银行业金融机构中农信机构和村镇银行占比也较高，面临新一轮改革化险压力。人们不禁要问，小银行传统经营优势是否发生明显的变化？小银行风险暴露与其小的特征是否有关？农村中小银行又如何在此轮改革过程中重塑小法人机构优势，以继续保持在县域普惠金融服务中的竞争力？基于以上问题，近期《金融时报》记者正常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国家自科基金应急管理项目组成员马九杰。

  要认知和重塑小银行优势，第一步是要了解小银行普遍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您怎么样看待小机构所要面对的共性问题？这些共性问题能用何种方式化解？

  最常被提及的小银行所要面临的共性问题是规模不经济。因为规模小，小银行在资金筹措、配置和科技开发等方面都一定会出现规模经济效应难以发挥的问题。

  从我国的情况看，另一项小银行普遍要面临的问题是区域化经营可能带来的流动性阶段性偏紧以及风险不易化解的问题。这还在于小银行以服务本地客户为主，所面对的产业体系可能相对单一，特别是如果产业主体的资金需求特征趋于一致的话，本地银行就会遇到集中性贷款现象，对其流动性会造成很多压力；与此同时，一旦主导产业遇上问题，信贷投向相对集中的本地小银行可能遭遇集中性的信贷逾期甚至信用风险，而这种风险依靠小银行自身是很难分散的。

  从国际经验看，通过构建合作金融网络以及区域性顶层架构可以在较大程度上化解小银行规模不经济问题。事实上，在不发生大的技术和生产力变革的情况下，农业产业所需要的资金支持并不是无上限的，因为农业的要素配置都受制于土地资源约束，随着农业经营产生资金积累，会产生一定资金闲置；这与普遍所说的“农业农村缺资金”是两方面的问题；再加上农业产业存在资金使用季节性较强的特点，一定会出现在不同时间小银行流动性相对紧张或充裕的情况。回到我国实际，尽管不少县域地区主导产业已不只限于农业，但小银行业务结构和资金特征同样受到产业季节性、农户家庭资产结构特征、储蓄习惯等因素影响，服务本地的小银行同样也许会出现以上问题，这时候就需要从更大区域上开展资金调剂，实现资金更充分运用。

  因此我认为，省联社或是改革形成的农商联合银行都是非常必要的，它能够解决小银行对外业务方面的一些能力欠缺和规模不经济问题。从我国部分地区实践看，通过构建类似风险资金池的机制，省联社还能发挥互助职能，向出风险的小银行注资以帮助其逐步化解风险——对于高风险机构较少的省份，这不失为一种更稳妥的机构化险方式。

  在合作金融架构下，小银行本身又有哪些天然优势？在如今小银行经营环境发生明显的变化的情况下，这些优势是否有所减弱？

  在我国，小银行长期服务本地客户，其优势首先体现为人缘、地缘，这就带来了较多软信息积累，能更好支持其业务决策。相应地，大银行更多是依靠硬信息决策，这要建立在硬信息完备的基础上。随着金融科技发展，部分过去的软信息可能会转变为硬信息，一些新的金融理财产品对软信息依赖度也有所降低，造成了小银行信息优势减弱的感受；但在农业产业、农户家庭信息仍不完备的情况下，小银行在软信息方面的优势并没有被太多削弱，软信息在进行信贷决策时也仍能发挥较大作用 。事实上，不少农信机构近年来已经在有意识地巩固其软信息优势，通过向乡村派出金融特派员、金融顾问等方式，与村两委、农户建立更密切的沟通关系，也能 更好地将金融支持农村产业、农户与乡村治理等工作结合起来，以此更有效保持信息对称。当然，这些软信息也能够最终靠加工整理，满足数字化服务需求。而受制于人员、网点少等原因，大行是很难通过这一种方式获取特色化信息的。

  有了信息之后，如何用好信息则取决于银行决策链条的设计。相对而言，小银行决策链条短，能够更有效地留存和应用信息，降低决策过程中可能受到的额外干扰。银行规模大了之后，必然产生决策链条增加的趋势，其好处在于决策流程化改造能够降低一定的操作性风险。但决策链条过长也会带来信息漏损，特别是层级较多时，决策受到的外部因素影响可能更大，一方面决策效率降低，另一方面一些有效的软信息、特色化信息反而容易被忽略，造成部分需求没办法得到满足。

  还有一点是我们近年来在调研中发现的，小银行与本地客户的深度绑定关系是其他银行很难替代的。所谓大行下沉确实“抢走”了小银行的一些优质客户，但是这不意味着小银行就没有客户了，小银行下一步要去服务过去可能被忽视的、那些经营成本较高的客群，事实上这也是不断深化普惠金融服务所必须要做的事情。与此同时，也有很多本地经营主体在大行低利率的攻势下仍就保持与本地小银行的合作，原因主要在于小银行经营深刻依赖本地经济，因此产业主体不担心小银行未来会断贷、抽贷；与此同时，因为服务半径更小且服务时间更长，小银行在经营主体有服务需求时也能给予更及时的反馈。

  那么在这样的优劣势下，近年来高风险机构中农村中小银行占比高的原因是什么？是否与其小的特征有关？

  就像刚才说到的，因区域内产业相对单一带来的信贷投放相对集中，确实可能给小银行造成信用风险。

  除了这种因“事”带来的风险外，更多的是因“人”造成的风险，例如公司治理不健全引发的内部人控制、外部人操纵以及小银行经营管理“大银行化”等问题，其根源在于小银行并未发挥其优势，而是拿劣势与同业优势进行竞争，进而埋下风险隐患，也造成了小银行风险较高的表象。以村镇银行为例，村镇银行的主发起行类型不一，其自身经验和理念是会影响村镇银行经营管理的。如果主发起行对村行管理过于严苛，就会造成村行的组织架构、业务框架、管理方式都类似主发起行的分支机构，除了增加村行的成本负担外，业务结构及决策流程不适配更易造成风险。事实上前些年，部分地区省联社也存在过度干预农信机构经营甚至参与业务审批的现象。

  由此不难看到，银行规模小不一定就具备小银行优势。咱们不可以静态地或刻板地看待一类银行的优劣势。从目前不同小银行的经营方式和业绩表现看，小银行如果能充分的发挥其优势，其劣势是可以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因差异化竞争而减弱的；反之则可能放大劣势的影响。从深化普惠金融服务的角度看，农村地区被数字鸿沟阻拦以及自身条件很难符合银行信贷准入标准的群体更应受到持续关注，而上述群体的特征正是硬信息弱而软信息相对丰富，这也是小银行深耕县域可体现出的优势。如果自上而下对小银行进行严格管控，那就会让小银行灵活决策及贴近普惠群体的优势被弱化，以至于影响深化普惠金融的目标实现。

  在保持服务渠道优势的情况下，小银行发挥优势的关键是前端灵活。这里的灵活性包括对出现不良贷款的包容，应当允许小银行在坚守定位的基础上，根据服务地区实际，自主地在风险和收益之间寻求动态平衡。因此，各方面在充分认知小银行优势的前提下，需要通过监督管理机制、管理方式优化对小银行合理赋权，保持其经营决策的自主性，进一步鼓励和引导小银行深入农村，将普惠金融服务与乡村治理能力提升有机结合，使其优势能获得充分体现。

  对小银行自身而言，也需要保持前端灵活的特征。除了坚持发掘特色化信息、给予业务部门和人员一定权限外，前端灵活还体现在对客户的真实需求的挖掘上。特别是小银行工作人员，在与客户交流时不应过度代入银行主观视角，因为县域客户的金融素养和金融体验往往是有限的，以产品营销为主的交流方式可能很难真正洞察并实现用户实际的需求。因此业务前端应首先了解客户的真实需求，还可以与客户开展产品共创，在此基础上形成不同的服务策略和产品组合。与此同时，银行在经济加快速度进行发展的情况下是很容易产生做大的冲动的，体现在小银行身上也许会出现使命漂移，因而，如何通过组织架构调整、机制和能力建设保持小银行长期、主动的支农支小定位和持续下沉、深化普惠金融服务的定力，也是农村中小银行需要共同探索的。此外，从补短板的角度，小银行也普遍要提升风险预警和管理能力，现阶段应特别避免过多的数据化业务考核、业务竞赛造成的过度授信和风险隐患。

  重塑小银行优势，还需要构建更合理的大小行在普惠金融、农村金融领域的竞合模式。在服务农村方面，相较于农村中小银行，大行在成本方面并不一定占优。大行的资金成本低，但其在农村地区的经营成本、交易成本都相比来说较高，如果再考虑到总行层面数字化平台的建设和经营成本，其成本更难计算和比较。在普惠金融和农村金融领域，大小行业务一定是会有重叠和竞争的，但以远低于成本的利率抢夺客户不利于业务可持续和金融服务生态优化。大银行和小银行之间没有必要直接开展竞争，可完全采取垂直合作方式，大银行发挥自身的资金筹集能力，将低成本资金给到小银行，通过转贷方式由小银行专注服务农村地区，由此双方优势都能得到更充分的发挥。监管部门则能够最终靠监督管理法规调整引导和规范大小行之间的合作，让市场在大小行竞合中更好地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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